卅载辛勤真译匠，半生漂泊假洋人。”享誉海内外的翻译家杨宪益先生（1915—2009）用这样两句诗总结自己的一生。
以诗抒怀，是杨先生在“译事”之余最喜爱的一种表达方式。虽说由于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了翻译事业中，他的翻译家的盛名多少遮掩了作为诗人的光芒，但他的诗歌才华也会在工作之余时不时地“横溢”，令读者们惊喜。如果说杨先生称他的翻译是工作，“因为乃迭喜欢，我也就做了”，那么写诗则是真正体现他才气与性情的雅事了。
一
杨先生对于写诗的热情可以追溯到他的少年时期。
1915年1月杨宪益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富贵之家。他的父亲杨毓璋精通诗词格律，酷爱京剧，曾经留学日本，回国后担任过天津中国银行行长。他的三位叔叔也曾有留学法国、德国和美国的经历。杨先生在上私塾时跟着一位优秀的塾师学写旧体诗，悟性极高的他很快就能写出“乳燕剪残红杏雨，流莺啼断绿杨烟”这样令老师激赏的诗句了。
1928年杨先生进入英国基督教伦敦会创办的天津新学书院学习，接受了正规的西式教育。在博览群书之余，杨先生对中外诗歌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很喜欢李贺、李商隐、龚自珍的诗，赞赏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诗歌主张。他曾以五言古诗的形式写过一首诗《雪》，寄托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寒流来西北，积气化凝铅。天风忽吹坠，飞下白云巅。化身千万亿，一落一回旋……愿得身化雪，为世掩阴霾。奇思不可践，夙愿自空怀。起视人间世，极目满尘埃。”由此也可见出他所崭露的诗歌才情。
除了中国古典诗词的熏陶，那个阶段他还大量阅读了西方诗人的作品，喜欢上了浪漫主义诗人济慈、雪莱等人的诗，并开始用英文写诗作文。他曾把自己喜爱的一些诗歌翻译成旧体诗。最初的翻译尝试是朗费罗、弥尔顿等人的诗，以及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诗，兴之所至，甚至还根据英译本转译过古希腊诗人萨福的诗。对他来说，在中西文化之间自由地穿梭，是一件令他非常开心的事。当然，这样自觉的训练也为他后来写诗、译诗的文学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比如他曾译过莎剧《暴风雨》中的诗句：“尔父深葬五寻水，骸体依然神已死。森森白骨化珊瑚，沉沉双目化明珠。化为异物身无恙，幽奇瑰丽难名状。鲛人时击丧钟鸣，我今囿之丁当声。”这样一种形神兼备的诗意表达充分展示了杨先生所具有的深厚的中西学养。
因此当他在牛津就读时“出于好玩”，用英雄诗体翻译《离骚》，让英国人大大地吃了一惊，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二
杨先生1934年负笈英伦，与他的父辈走的是同样的道路，所不同的是，学业优异的他还是个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为国家前途与命运奔忙的社会活动家。他曾担任牛津大学中国学会主席，在课余最投入的活动便是在留学生与华侨中进行抗日救亡宣传。
1940年，杨先生在获得硕士学位后一路辗转回到了祖国，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同时他还“携带”了一位漂亮的英国姑娘回来，那便是后来成为他夫人的戴乃迭（Gladys Yang）。值得一提的是，戴乃迭出生在北京，7岁后才回的英国，父亲是一位传教士，曾经在燕京大学教过书，这也促成了戴乃迭与中国的一生情缘。她在牛津求学时是杨宪益上法国文学课时的同学，还曾担任过中国学会的主席秘书。“他对祖国的热爱打动了我。”戴乃迭如是说。从喜爱古老而神秘的中国、对中国文化着迷，到爱上谈吐幽默、中西学养深厚的杨宪益，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1952年，杨宪益和戴乃迭应邀来到北京，到刚创办的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社工作。向海外译介中国作家作品，这也是戴乃迭喜欢做的事——她可是牛津大学获得中国文学学位的第一人。共同的对于中译英工作的投入使得他们俩的文化差异迅速转化成了巨大的优势，并由此开启了最佳的翻译模式：先由杨宪益译出初稿，再由戴乃迭修改润色。像广为称道的《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全译本以及《鲁迅选集》（4卷）等“名译”就是这样产生并传播到全世界的。
有杨宪益与戴乃迭在《中国文学》坐镇，自然大大提升了这本杂志在国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杨先生发起并主持的“熊猫丛书”的出版，更是开辟了向海外系统介绍中国文学的一个窗口，尤为重要的是，众多新时期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家借此走向世界，他们的作品几乎与国内同步为各国读者所熟知。“熊猫丛书”以英、法两种文版面向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不少佳作曾被选入国外文学选本和教材。
八十年代中期我被分配到《中国文学》杂志社工作，有幸与杨先生成为了同事。在外文局大楼里，穿着朴素的杨先生就跟普通员工一样，一点儿也看不出“名人”的影子。很多同事可能无缘见识他口唾珠玉诗译中外的风采，但不时也能瞥见他手挎篮筐在摊位买菜的身影（因大楼门口便是农贸市场）。他的身形并不高大，说话语调也比较温和，但他的温和中自有一种力量。有一件小事颇可说明这一点。他曾为一位老编辑的出国之事专门找我们单位有关领导“说理”。因为外文局一向“姓外”，有限的出国名额都是分配给学外语的工作人员的。杨先生却力排众议，他认为编辑同样需要出去“开眼界”，尤其是像法兰克福书展这样的活动更应该让懂出版的编辑参加。正是由于杨先生的据理力争，才使得编辑们出国看世界的愿望有了实现的可能。
杨先生是个好客而又大度的人。他家的书柜里放满了各种各样的外文书和原版录像带。我曾到他家去借过几盘由外国文学名著改编的电影录像带，杨先生亲自为我打开柜门指点着，一边说：“随便拿，随便拿。”有时候我们几个年轻同事相约一起到杨先生家观看英文版电影录像，每次去都会受到杨先生的热情欢迎，还拿出巧克力、花生等零食招待我们。这花生还是杨先生在市场亲自挑选的呢！杨先生则会喝着酒和我们一起观看，有时候遇到难懂的英文句子，他还会在一旁为我们做“同传”，全然没有大翻译家的架子。戴乃迭用中文跟我们聊天时偶尔也会向我们“抱怨”：因为跟杨宪益在一起常说英文，使得她的中文“变差了”。其实她的中文一点儿也不“差”，不时还会说出一些很幽默的话来把大家逗乐。那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快乐时光。
三
自古以来，诗人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杨先生也不例外。他的诗兴常因酒而起，笔下的诗句自然也会飘着酒香：“我家有大麯,待君日已久。何当过敝庐,喝它三两斗。”“文革”中蒙冤入狱时，不能与酒相伴，杨先生便“以诗解忧”，教狱友背诵唐诗，向他们讲解《长恨歌》，他自己独处时则默念莎士比亚的诗句。这样的修为与境界自非常人所能比拟。
每年元旦我们杂志社聚餐时，杨先生都会带几瓶好酒分送给各个文部，和同事们一起共庆新年。杨先生喝酒常会脸红，但从不醉倒，大概他所追求的是一种“仙”的境界吧。杨先生为人处世颇有魏晋之风，黄苗子就称他为“现代刘伶”，还为他画过一幅漫画，图中的杨先生抱着一个酒坛子自乐，活脱一个酒翁形象，真正应了他诗中的一句话“有烟有酒吾愿足”。当别人问及他的长寿秘诀时，他的回答出人意料：“抽烟，喝酒，不运动。”
杨先生曾经谈及他抗战时期在贵阳师范学院教书时的经历。那时他与同在贵阳的学者、诗人尹石公等人常常聚会，时有唱和，集中写了不少旧体诗，也许可以算是杨先生的一个高产期吧。常常是10分钟便可依原韵和一首七律，他笑称自己因此“吃了不少白酒白饭”。像这样敏捷的诗思，完全称得上是倚马可待啊！
除了写诗、译诗之外，杨先生在中西诗歌的比较研究方面也颇有心得。他曾经写过一篇论文《欧洲十四行诗及波斯鲁拜体与我国唐代诗歌的可能联系》，刊登在1981年第2期的《中国文学》英文版上。杨先生认为，鲁拜体与唐绝句同出一源，在形式与思想内容上都有过明显的影响。李白的某些诗与意大利的十四行诗也有着形式上的关联。这一新颖独特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他还做过大量的笔记，准备用全新的视角写一部中国诗歌史，但因种种原因没能完成，一直引为憾事。
四
杨先生对自己写的诗经常是随写随扔，毫不在意，有很多“笔底明珠”因此遗失，非常可惜。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香港出版的诗集《银翘集》，收录了他130多首旧体诗，这些诗作大多是靠朋友们收集才留存下来的。有的诗还是他当年细心的同学抄写留存，后来再寄还给他的。
关于《银翘集》书名的由来，杨先生在序言中自己解题：与黄苗子写诗唱和时曾有诗“久无金屋藏娇念，幸有银翘解毒丸”，“银翘是草药，功效是清热，我的打油诗既然多半是火气发作时写的，用银翘来败败火，似乎还合适”。
杨先生的幽默用于讽时刺世常有针砭之效，而在戏作、自嘲时则尽显旷达与洒脱。当他七十八岁那年与特蕾莎修女一起获颁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时，仍不忘拿自己开涮：“相鼠有皮真闹剧，沐猴而冠好威风。”对于如此隆重的“加冕”仪式，杨先生照例以惯用的诙谐笔法加以调侃。
杨宪益先生才华天纵、著译等身，但他一向淡泊名利、虚怀若谷。他从不提及自己的壮举：抗美援朝时倾其所有给国家捐了一架飞机，“文革”后把珍藏的200多件书画文物无偿捐给故宫博物院。有人说过，如果杨先生把他的精力放在学术研究上，他完全可能成为像钱锺书那样的大学者。当年他在北碚国立编译馆时写的文章已达很高的学术造诣，但他在编成集子时却自称为“零墨新笺”“译余偶拾”。他曾从希腊文译荷马的《奥德修记》、从拉丁文译维吉尔的《牧歌》，还从中古法文译法国英雄史诗《罗兰之歌》。但对这些堪称卓越的成就，杨先生看得十分淡然，他谦称：“我也没做什么太多的事，也就是翻了点德文，翻了点法文，翻了点希腊文，翻了点意大利文，要不就翻点英文什么的；数量也不太多，也就是把《红楼梦》、《老残游记》和《儒林外史》给译成了洋文，介绍到欧美去了……”
杨先生是个诗人，自然常会流露出真性情。“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遇得失莫关心。”这两句诗恰好表明了杨先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就像他用一生的行为所证明的那样，在重要的历史时刻，杨先生会一改平日的“散淡”与温和，他的言行举止中充满了诗人的激情。言人所不敢言，有所为、有所不为，既是一种大勇，更是直抵人心的高义。
